开启一段与四千年前制盐业的时空对话

　　开启一段与四千年前制盐业的时空对话

　　重庆东北部忠县，长江自西向东穿境而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位于该县 井镇佑溪村的中坝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重新发现以来，对其进行的发掘与研究，备受考古学界关注。近日，一部全方位反映该遗址考古发现的报告《忠县中坝》，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

　　多次发掘，史前遗址初现真容

　　“文化层堆积足有10米之厚，遗物堆积之丰富，在国内外考古遗址中都属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还记得，1994年春，他所在的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组到三峡工程库区考察时，中坝遗址断崖剖面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中坝遗址位于忠县正北6千米处[~符号~]井河谷的中游，两岸文化堆积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在河水冲刷下，主体部分存有7千平方米。

　　“中坝遗址20世纪50年代进入人们视野，但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重视。1987年，在四川省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重新发现，由于分布面积大、文化层堆积厚、河滩散落陶器丰富，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试采掘，被定性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三峡考古队负责忠县地下文物的调查发掘和保护规划的论证，多次前往中坝遗址调查。在《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报告》确定的1087处文物点中，中坝遗址被列为抢救发掘的重点遗址之一，属库区48处A级项目中的一个。”徐光冀回溯。

　　后来的发掘成果证实，对中坝的重视，没有辜负学界的众望。

　　1997—2002年，连续6年进行发掘，共计发现灰坑、灶址、作坊、墓葬等各类遗迹数千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瓷器等标本20余万件。

　　“在完成1997年的发掘任务时，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汉以后的地层堆积情况与其他遗址差别不大。但是，一旦进入汉代地层，考验就接踵而至。首先，在西南部发现龙窑，发掘骤然降速。然后在东部发现大量‘柱洞’，排列散乱无章，一周时间也搞不清楚分布规律，我们决定如实记录后向下清理。最后，在中部与西北部的汉代地层下，发现了形状不规则、厚3～20厘米的长方形‘硬面’，看起来像房屋遗址，但开间、墙体、基槽等房址要素又不全或者不明。”负责遗址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所所长孙智彬告诉记者。

　　这是一处什么遗址？孙智彬心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提示答案的是房址附近发现的“灰坑”。在1999年度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大量内壁留有灰白色钙化层的遗迹，钙化层厚0.3～1厘米，遗迹内留有花边圜底罐、尖底盏等器物，但绝对不见人骨架出土。

　　当时学界对上述遗迹的判断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能与制陶有关，另一种认为与制盐有关。

　　由于中坝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因此获评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多学科结合，盐业生产遗址性质方才确定

　　2000年元旦前夕，时任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在考查中坝遗址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搞清楚遗址的性质，可以评院士。他还建议要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孙智彬的团队想以对比的形式，将中坝的发现与盐业生产遗址的发现相互校验，以验证遗址性质，却发现没有可以比照的资料——在中坝遗址发掘之前，国内还没有开展过盐业考古。

　　“当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与盐业生产有关的历史遗物，只有汉砖上的盐业生产场景。”孙智彬说。

　　为了弄清遗址性质，孙智彬的团队一方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合作发掘；另一方面，在遗址内采集土样、圜底罐标本，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进行检测，与此同时，还在四川自贡现代制盐作坊采集相关样本，提供对比数据。

　　“有三类证据，可以证明中坝遗址与盐业生产有关。第一类证据来自土壤残留物。对中坝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X射线荧光分析，发现土壤样本中所含的钙、镁含量特别高。第二类证据来自制盐陶器。通过对中坝遗址东周时期圜底罐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发现陶罐底部残留的钙化物成分，与自贡古代制盐作坊煮盐平底锅内的残留物相同。第三类证据来自陶器内壁的残留物。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分析表明，中坝遗址出土的圜底罐内壁残留Na和Cl的浓度很高，浓度从内到外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变化。”参与中坝遗址考古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对记者说。

　　至此，中坝遗址的性质这一难题，终于有了答案。

　　多学科合作的研究证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制盐业已成为中坝重要的产业活动。

　　而研究制盐，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