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寻子案背后：人口买卖案件中如何考量养父母的罪与罚？

　　郭刚堂24年寻子失而复得仍在发酵，网络中关于原生家庭和养育家庭未来如何处理伦理和情感关系的问题始终讨论热烈。此前，郭刚堂之子郭新振曾表示，未来将留在养父母身边。7月14日，郭刚堂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表示将尊重孩子的选择。

　　郭新振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未完全符合公众心中最为朴素的正义愿景：人们更希望儿子能真正回到郭刚堂身边。

郭刚堂一家认亲现场

　　网友在质疑和讨论孩子选择的同时，作为人口买卖链条中买方的郭新振养父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网友指责养父母因一己私利“偷”走了一个家庭的24年。

　　讨论仍在持续未有定论，该事件折射出拐卖案里始终难以解决的复杂的情感、伦理和法律问题不断的在叩问人们的心弦：买方家庭在该案中真的触犯法律吗？在复杂的拐卖案背后情与法又该如何考量？

　　1问

　　养父母是否触犯刑法？

　　1997年9月12日，郭新振于山东聊城家门口被两名人贩子拐卖至河南，从此父亲郭刚堂走上了24年寻子路。过去24年间受限于刑事侦查条件，警方一直未能找到郭新振的下落。今年6月，公安部专家组于山东济南DNA比对集中会战中获得关键线索，山东河南山西多地警方联手破案，目前涉嫌拐卖的犯罪嫌疑人呼某、唐某被警方抓获。

　　南都记者关注到，我国一直秉持严打人口拐卖的态度。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针对买方亦有相关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的，不阻挠解救的，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告诉南都，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这意味着在郭刚堂寻子事件中，郭新振的养父母的确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值得关注的是，刑法对买方明确入刑的表述，来自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的新增规定。此前刑法对买方是否入刑的表述较为模糊。据1997版刑法规定，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阮齐林告诉南都，正是因为“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过去长久的司法实践中往往酌情考虑并未针对买家有严厉处罚。而为进一步严打拐卖人口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表述删去，转而规定为“可从轻减轻处罚”，这成为我国严打人口拐卖上的一次转折点。

　　时任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曾表示，这意味着收买拐卖妇女儿童一律入刑，对打击拐卖来说是里程碑事件。“以往因不追究刑事责任导致很多买家逃避法律制裁，买方市场屡打不绝，继而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一律入刑对打拐工作是重大利好。”陈士渠说。

　　但微妙的是，尽管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现实中拐卖案却往往因涉及多重伦理和情感问题让情与法不断博弈，真正在司法实践中追究买方刑事责任的案件极为少见，刑事辩护律师付建曾对媒体表示，亲生父母真正向养父母追责的仅占20%左右。

　　2问

　　拐卖人口案背后情与法的博弈难在哪？

　　人口买卖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收养孩子的民间传统，人口之间的买卖更存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

　　阮齐林分析，买卖人口的市场需求一直存在。这包括有一些人无法生育，还有一些人在此前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之下想要男丁却不得，而收养渠道不畅导致转而谋求购买；还有一部分人家境贫寒养育困难或者不愿意要女儿，也会有送养孩子的意愿。

　　在买方需求和卖方需求之间，除去基于自愿原则的送养外，中介在其中架起了更为便捷的买卖桥梁，在利益驱使之下，不少人干起了拐卖人口的买卖。阮齐林称，在人口买卖市场中，往往男丁需求更高也更贵，因合法的收养途径总是很难收养男孩，其背后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一些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总是想要、需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继承田产和家业。”阮齐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