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苏东坡请客点几个菜？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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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地关系一直高度紧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自古就是传统经济伦理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内容。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三宝”之一，便是“俭”。《左传》曰，“俭者，国之宝也”；古语云，“节俭之行，君子攸先”。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晏婴)，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名显诸侯，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时时处处以节俭为意，就连与本身地位相称的生活待遇也坚辞不受。

　　晏子“食不重肉”，一餐只吃一个肉菜。同僚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肉菜之外，主食是“脱粟之食”即只去壳没有精制的糙米，蔬菜不过是“五卯、苔菜而已”。晏子做饭以够吃为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他家里，没有准备多余饭菜的晏子只能“分食食之”，结果“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晏子衣着简朴，以蔽体保暖为度，甚至“布衣鹿裘以朝”，把省下来的钱财“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晏子以勤俭之道相齐辅政，“政平民说”。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王朝都能视“俭”为国宝。三国曹魏后期，奢纵之风弥漫朝堂。魏晋禅代，西晋建立的当月，即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就“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下诏“大弘俭约”，力图扭转奢靡风气。司马炎下令从皇宫中撤出“珠玉玩好之物”，却将之“颁赐王公以下”，间接诱导开启了王公大臣的奢欲，导致朝臣炫富之事层出不穷，弘扬节俭的政策竟然走向反面。

　　驸马王济身为皇亲国戚，“性豪侈，丽服玉食”，公然带头违背武帝“恭俭”国策。武帝曾到其家赴宴，王济“供馔甚丰”，所有餐食“悉贮琉璃器中”。其中有一道“蒸肫”味道特别好，武帝问起烹饪方法。王济答道，“以人乳蒸之”。武帝当即“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武帝虽然个人极度反感奢侈浪费，但因皇权不振，在制止贵族重臣的“豪侈”行为上一直有心无力。西晋开国元勋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衣食住行“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平日吃的“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即不蒸出来十字开花的形状就不吃。每次进宫参加御宴，何曾都看不上御膳房所做的饭食，觉得不如自家厨房美味，无法下咽。武帝“辄命取其食”，就特许他赴宴时自带美食。何曾“食日万钱”，一天的饭菜就要耗费一万钱，以致留下“何曾食万”的成语典故，还“犹曰无下箸处”。大臣“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软弱的武帝后来甚至随波逐流，参与到重臣贵戚的斗富争豪之中。武帝舅父王恺与大臣石崇互相“以奢靡相尚”。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不常见的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当时难得的花椒刷墙。二人一时不分胜负，武帝亲自下场“助恺”，赐给他一株“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王恺用这棵珊瑚树向石崇叫阵，石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随后让人拿出六七株高三四尺，“条干绝俗，光彩曜日”的珊瑚树。王恺看罢，怅然若失。

　　在朝廷大臣的竞相炫富和武帝的推波助澜下，新生的西晋王朝不但没有一点新朝气象，反而很快气息奄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八王之乱兵连祸结，西晋统一全国仅37年就被乱华的五胡所灭，导致中国古代历史进入长达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时期。

　　隋唐再造一统后，吸取西晋斗富奢纵的灭国教训，勤俭成为上至皇室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价值追求，尤以隋文帝、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为甚。

　　有年关中地区闹饥荒，隋文帝派左右亲信出宫察看民情。亲信给他带回百姓吃的杂糠豆屑，文帝看过之后泪流满面，从此不吃酒肉将近一年。即使是平时御膳，文帝也只吃一道荤菜，后宫嫔妃的衣服都是多次缝补才换新。“开皇之治”时期，隋朝经济在历经三百年战乱疮痍基础上的迅速恢复，和文帝的勤俭为政密不可分。

　　在节俭方面，文帝对诸子也是严格要求。他曾告诫太子杨勇，“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因奢华而得长久者”。杨勇与秦王杨俊、蜀王杨秀等诸王之所以被废，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也和他们生活上的奢纵有莫大关系。而文帝没能识破杨广简约朴素假面具背后的穷奢极欲真面目，更是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