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速变化之下，庞大而沉默的“二本生”真实变化

　　“二本”人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龙洞地区，群山环绕，植被茂密，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由于年轻人众多，催生出诸多生意，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超市、学生公寓，充满活力，却也显得简陋。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站在楼宇之间，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  

　　9月13日，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只是由于疫情原因，校园大都封闭管理。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二本学生》的非虚构著作，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在书中，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

　　“二本”是一个模糊的定义，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总体而言，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也就是说，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一本学生只是少数，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只不过，在舆论场上，与“211”“985”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

　　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曾因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进入公众视野。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今年，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此前，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

　　14年来，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野心，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单位，从事普通的工作。”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

　　有趣的是，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中国急速变化之下，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

　　“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她说。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此前，她教过80后的学生，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无所谓表情的脸。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黄灯发现，相比80后学生，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每当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聊到最后，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此外，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彼时的广州房价，历经数轮暴涨，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她所任教的2015级，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完全不同。

　　与此相伴的是“屌丝文化”与“丧文化”的先后流行。2011年，“屌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屌丝文化”出现五年之后，以“葛优瘫”表情包、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丧文化”开始流行网络。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已无多少奋斗、反抗成功的可能，要想生活过得去，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

　　也有人选择创业。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他毕业的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潮，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比如“炮否”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饿了么”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ofo单车”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