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