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年轻人在异乡 不妨融入“附近”寻找城市归属感

　　项飙：年轻人在异乡，不妨融入“附近”寻找城市归属感

　　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曾深入探访“浙江村”的日常生活，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等，前者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经典”“中国社会学最佳中文著作”。2020年出版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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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飙18岁离家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念书，而后赴牛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正在德国访学。尽管跨越了不少地理意义的边界，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温州人。  

　　如今像项飙这样的“流动”已不奇怪，几乎是当下年轻人的常态，一年一度的春节“迁徙”，总能够看到流向的回归与出发。而今年“打工人”普遍的原地过年，又搅动年轻人无处安放的灵魂。故乡总是亲近又疏远，都市青年的归属感在哪里？在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说，我们都在“悬浮”中。最近，他开始对“附近”感兴趣，有没有想过，理发店的Tony老师、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哥、对门不知名的邻居，都可能是我们归属感的灵魂人物。

　　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小世界”，会更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年轻人以往回家过年会吐槽，今年因为疫情回不去又觉得有点“凄凉”，这种矛盾反映了青年和故乡、家庭、父母怎样的一种牵扯和连接？

　　项飙：“吐槽”和“凄凉”可能不是一个量级的，“凄凉”只是一时的情绪，“吐槽”是较长时间的现状。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维度来考虑，一是青年和父母的关系，二是青年和所在地的关系。

　　“吐槽”往往来源于青年和父母价值观的不一致。其实，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应该从他们自己的生命史出发来理解。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像我小时候，家里厨房连门都没有，买个桌子都是一件很大的事。从物资贫乏到生活小康，在物质积累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奋斗了一生。

　　但不可否认，父母可能失去了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反思能力。他们对子女有情感上的依赖性，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想法过圆满的生活。这些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一定意义上是我们欠历史的债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浓缩化、高速化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精神上的“悬浮”。

　　而青年和他们生活、工作所在地的关系，也十分值得考虑。我最近在思考一个概念——“附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门的邻居、楼道的保洁阿姨、小区门口的保安、小区底商的理发师……经常能见到，但好像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

　　当下，至少在一部分行业，年轻人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把人打成“原子化”，要你加班、付你高工资，节奏加快，而同事之间的额外交流是非常少的，甚至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这就把一个人重要的社会关系打碎了，年轻人在职场失去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回不去会觉得“凄凉”。

　　我和一些年轻人聊天，他们哪怕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也觉得生活不好。他们看不到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只看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把生活过成了一个单线项目。

　　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小世界”，会更从容。“小世界”有两层含义，一是志同道合、能互相扶持的朋友，二就是物理空间的“附近”。你和“附近”的人不一定总要互相帮助，但我想提倡的是，你可以去了解那些理发的、卖菜的、搞卫生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怎样的构成。

　　我们经常讲要淡定从容，似乎这种品质来自于思想境界，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性格和思想境界来自于一种认知。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较客观，就会对自我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也就会比较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愁、故乡在各种文化形式中被反复吟咏，但如今好像失去了这些浪漫、美化的部分，这反映了环境和人们心态一种怎样的变迁？

　　项飙：乡愁的逝去，不是因为流动少了，相反是流动普遍化了。“乡愁”被反复吟咏，是因为当时“流动”被视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物流业、高铁系统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普遍放开，地方经济形态的变化，都让“流动”成为普遍。

　　乡愁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消减，是因为流动的普遍性，这里引申出一个观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要想办法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去anchor(锚住)这种现象。